“你能不能告诉我，今年为什么这样?”一见到记者，桦祺针织有限公司(下称“桦祺针织”)的主管郭大生反而先抛出问题，“是因为欧债危机吗?”如果不是因为今年生意惨淡，郭大生根本没法把这个从电视里面看来的陌生词语跟自己联系在一起。
从开年到现在，“辉煌时期的200多名员工现在只剩下40多个”……说到这些情况，郭大生灰心丧气。
桦祺针织是东莞大朗镇3000多家毛织厂的其中一家。这样企业的感受在大朗镇并不少见。中小企业的转型难题现实摆在面前。
比2008年情况更严重
东莞大朗有着“中国羊毛衫名镇”之称，以大朗为中心的产业集群有8000多家毛织企业，其中大朗镇就有3000多家，这一数据还不包括几千家没有经过工商登记的毛织作坊。
广东省外经贸厅的数据显示，每年在大朗集散销售的毛衣有12亿件，60%出口意大利、美国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大朗毛纺织品出口78.23亿美元。在东莞大朗，本报记者走访了四家毛织企业，企业表示今年的生存环境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严峻。
重庆人郭大生涉足毛织行业十多年，桦祺针织建厂也已有7年。郭大生回忆说，2001年～2002年是毛织生意最好做的时候，那时候旧厂房4扇大门连日敞开迎客，机器不停轴地转。而自金融危机后，今年最为惨淡。
大朗镇对外经济贸易局局长傅秩恩对本报记者表示，大朗毛织出口以欧洲市场为主，受整个国际大形势尤其是欧洲经济疲软的影响，企业出口订单确实存在一定压力。但今年来说，由于毛织行业的订单旺季是在6、7月份，所以要在那之后才好判别低迷程度。
没有生意做，但工人还要养。本报记者在桦祺针织的厂房里看到，有十几名女工在进行缝盘的操作。
扣除厂租和工人工资后，今年以来，桦祺针织每月都亏损十几万。“虽然现在没有订单，也不能完全不干活，现在让工人做一点，希望下半年毛织市场好的时候能拿出来卖。”郭大生说。
在另一家规模较小专做织片(毛织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的工厂，该厂刘老板透露，以前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可以赚三四百，现在只能赚八九十，员工从以前的40多个到现在只有6个。
2010年起，刘老板把辛苦攒下来的钱全都投进去陆陆续续买了20台国产的电脑横机，贵的十几万，便宜的也要几万块。他说，现在这些机器一万块钱都不知道卖不卖得出去。
尽管比起这些小企业，有着雄厚资本的大公司情况看起来要好得多，但也无法掩盖他们的经营者们在困境下的深重忧虑。
卓为集团有限公司是大朗镇毛织业中的龙头企业，东欧是其主要市场。总经理李文凯介绍，今年的订单比往年明显下降，幅度至少有30%，下半年的情况也很不乐观。
另一家龙头企业颖祺实业有限公司的行政总裁曾天仁表示，今年订单预计比往年下降10%。他透露，在上世纪90年代末，外销毛织产品的毛利还能达到30%甚至50%，现在只有5%～8%，稍有不慎就亏本。
终端市场的低迷牵动着整条产业链，毛织厂的上游纱厂的日子过得也十分艰难。一家专卖混纺纱的工厂老板告诉本报记者，今年混纺纱的价格已经回到去年初的水平，棉纱的价格则是一直在跌，物流成本却居高不下，这名老板透露，一吨混纺纱从浙江运过来要花费600元钱。
浮动的汇率也是外贸企业的心病。曾天仁透露说，外贸行业一般需要3～6个月才能回笼资金，去年有一次，颖祺有一笔款项拖到今年元旦才收，不巧遭遇人民币升值，公司一下子损失了150万元。
少数企业的转型升级
作为广东省第一批省级外贸转型升级专业型示范基地，调研、考察的人员，大朗毛织服装产业基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然而，本报记者实地考察发现，现在火热的“转型升级”却只是少数企业的脱困之路。
正如李文凯所说，这样严峻的形势促使行业重新洗牌，对大企业来说，是能够提升一步的好机会，而对于小微企业来讲，可就关乎存亡。
面对本报记者“有没有想过转型升级?”的提问，郭大生笑了笑说：“大方向是没错，但是像我们这种小企业，一没资金，二没技术，怎么升级?”
不仅自己难以转型升级，在有限的市场空间里，大企业市场策略稍一调整，对他们的影响也非常大。桦祺针织以做内销为主，在大朗的车间里生产，产品运往广州、深圳、虎门等地销售。本来去年想转型做外单，结果就碰到了外贸萧条，但是现在内销也这么难做，郭大生充满疑惑，“你说是不是那些大厂现在不做外单转成内销，把我们的生意都抢走了?”
郭大生告诉本报记者，大朗的许多毛织厂是夫妻档，他们做生意攒了钱就贷款买电脑织机，付了首付后分期付款，一旦哪个月还不上款，就会被锁机，这样不能开工，就更没法还钱。
而加强研发这条路，在郭大生看来也行不通，“现在市场仿版太多，今天你的这个版好卖，三天后满大街都是。”郭大生说，像他们这种企业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死扛。
东莞市政府对企业转型升级有不少补贴，其中针对购买电脑织机的补贴政策是，买一台进口机补贴3000元，一台国产机补贴2000元。但这种优惠政策对于无力购买机器的中小企业来说，像远方的风景一样遥不可及。想要贷款，也没有固定资产做抵押。
傅秩恩也表示，现阶段中小企业确实比较难熬，他打了个比喻说“贫苦的人最容易受到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影响，而家底殷实的人尚能自保。”在“蛋糕”有限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更难以与大企业竞争。
“但这并不等于放弃中小企业。”傅秩恩说，最近东莞推出的10亿元贷款计划就是专门针对500万-3000万规模的中小企业融资，大朗镇政府在扶持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也将帮助当地中小企业享受到市里的优惠。
傅秩恩认为，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内容因企业而异，并不需要所有企业扎堆做研发和提高自动化水平，更不提倡没有资金实力的企业举债去买数控织机，加强管理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成本等也是转型升级的内容。
对于大企业来说，购买电脑织机，提高劳动生产率;开拓国内市场，培育自己的品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都是转型升级的可行方向。
李文凯认识到，单靠贴牌加工，情况还将继续严峻下去。因此他们从加强研发做起，从以前只有一两个版提供，到现在有十几个款可供客户选择，从而掌握了定价权。卓为集团还计划在广州设立服饰公司，培育设计师和品牌营销团队，以不断扩大内销，尽最大的可能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此外，卓为集团还在筹划组建一个100人的电子商务团队。李文凯透露，研发设计和终端销售将是他今后重点抓的两个环节，而中间的加工制造则将缩小，目前工人从以前500人的规模缩减到了100人左右，订单也是尽量外包给专业的代工厂。
同为大朗毛织龙头企业的颖祺则还是将重点放在生产环节。曾天仁告诉本报记者，颖祺有一千台电脑织机，光这部分的资产投入就达到3个多亿，抛弃这行另起炉灶非常不容易。
这位曾经担任过福建某市官员有他的坚持，他说，孩子生了，就必须养活它、养大它，即使这是一个“好看不中用，辛苦不挣钱”的行业。颖祺在广西开了4个分厂，目前还没有遭遇水土不服的情况，用工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经过几年经济危机的洗礼，大多企业对转型升级的态度由观望和怀疑变得更有信心、更明确。但是，转型升级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企业本身需要清楚自己的定位，政府只能从整个行业的角度进行引导和提供服务，无法具体到每一个企业的情况。”傅秩恩说。
傅秩恩表示，为了优化大朗毛织产业结构，政府需要扶持几家有条件和实力的“龙头企业”做大做强;而大企业做大做强后反过来也会对中小企业有促进作用，大企业提高研发比例后，可以把之前一部分生产制造的订单转移到中小企业手中，大企业引进数控织机也会促使多余的劳动力流向中小企业。
转型尚未成功
“转型容易，升级难”，曾天仁如是感慨。
颖祺公司下属的“颖和祺”品牌已有5年历史，早在2007年就获得了“广东省名牌产品”的称号，但真正发力做品牌却是从去年开始。“做品牌，要先考虑自己的承受力”。
曾天仁表示，现在颖祺在品牌专卖店上就投入了好几千万，仍处于“烧钱”阶段，他希望再过3年，在品牌上面能够实现收支平衡。
另外一家走上品牌之路的是卓为。李文凯的设想是，先进军国内的批发市场，然后再做终端，开专卖店。去年一年，他都是为做品牌进行筹备，去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目前在经营品牌方面已经投下去七八百万，李文凯很清楚，“至少头五年都是在养品牌”。
目前毛织企业萧条，这两家企业都通过在其他产业的投资来支持在毛织业方面的巨大投入，卓为集团有自己的房地产业，颖祺也在金融领域和酒店业有自己的投资。但他们的共识是，不能放弃毛织这个主业。
李文凯的困扰还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企业环境变化下管理方式的新挑战。李文凯说，以前的工人都是六七十年代人，现在都是“80后”、“90后”，这些新生代工人上班都戴着两个耳机听音乐，头发染得黄黄的，个性强，对福利要求更高。这个变化就要求企业有更包容的管理模式，也要有提供更好福利的能力。
让李文凯发愁的是，优秀的人才不愿意来到大朗这个地方。因此，他想方设法吸引人才，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李文凯还去东莞市政府见了市委书记徐建华，商量在大朗建设毛织人才公寓的事情。而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每年劳动力都在递减，熟练的技术工越来越难招。
傅秩恩向本报记者透露，为吸引优秀人才，大朗最近与东莞高新科技产业园区松山湖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争取在居住环境与工作环境上与松山湖一体化，以较低的生活成本和较高的生活质量招揽人才。
对市场的把握，也是他们犯愁的事情。曾天仁说，目前国内的消费差异很大，一件衣服可以卖二三十，也可以卖两三千，消费者的购买导向让厂家很困惑，是走低端路线，赢大众市场，还是做附加值高的产品，博小众消费群体的青睐?稍有不慎就将失去市场。
而从2007年东莞正式确立“经济社会双转型战略”至今，产业转型升级已进行了5年。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彭澎用“革命尚未成功”来评价5年来东莞转型升级的成效。
彭澎认为，最近东莞出口压力很大，经济增长速度排得比较靠后，说明东莞还没走出阵痛期，虽然宣称用经济减速的代价换得下一轮高速发展的空间，但能否实现至今还没看到很清晰的图景。
“东莞外向型的经济特点使其主要靠加工赚取利润，缺乏自主品牌，因此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受冲击比较大。”彭澎说，“反观佛山顺德，因为实行与东莞不同的发展模式，以本土企业为主，根植性较强，企业内外需兼修，既有出口，也有国内市场支撑，因此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出口减速少很多。虽然东莞经济规模比顺德大，但后劲存在一定问题。”
另外，彭澎在调研东莞石龙(始兴)产业转移园时发现，当地转移出去的产业并不多，政府“腾笼换鸟”的方法仍然有限;而企业在转型升级时需要一些专业机构的支持，政府在帮扶这一块还是不尽如人意。